1928-1929年,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游地区发生特大旱灾,旱灾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灾情重。
1928年,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游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旱成灾,其中以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河南及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等省、自治区的灾情最重,形成一片纵贯南北的重灾区。 1929年的旱灾与1928年基本类似,只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旱情缓解,而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形成一个新的旱灾中心。
连续两年的大旱,使得各地河水断流,塘湖干涸,井泉干涸,田地龟裂,百姓大饥,死的死、 逃的逃,凄凉万分。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旱灾累计饿死300万人,灾民1.2亿,灾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30%。
据记载,1928年,湖北全省大旱。远安、云梦、枝江、宜都、均县等5个县,”地赤土焦,秋收绝望”;鄂城“蝗、旱交侵”;黄冈 “今夏旱魃肆虐,农作物歉收”;应山、通山、孝感、天门、公安、荆门、房县、宜昌等16县旱灾很重;汉口“秋禾绝望,即饮水亦取于数里之遥”;郧西“旱灾綦重,地方饥民遍野哀号”;襄阳自夏至秋无雨,“百物飞腾,嗽嗷待哺之状,惨不忍睹。
稻谷、芝麻颗粒无收”;宜都“旱魃为虐,禾苗枯槁。 赤地千里,数年不干之田,裂深几尺,百载长流之泉,涸竭殆尽”;江陵入春后无雨,竟至“井塘立涸、湖泊飞灰”;监利“赤地数百里,憔悴三十万家。 斗米七千文,糠秕已尽,斤菜数倍价,草木无芽”;枝江、安陆、黄陂等地”天久不雨,禾苗枯槁,秋收绝望。 ”
同年河南省”春夏大旱,麦歉收,秋禾枯槁,民饥”;灵宝“大旱,秋禾未收”;陕县“天气亢旱,秋禾歉收,麦未播种。民大饥”;卢氏“田旱,二麦播种不足二成”;洛阳”大旱于前,蝗雹于后,麦既未登, 秋又枯死”,“予省自春至夏,滴雨未降,麦既歉收,秋复枯槁,旱灾未已继之蝗蝻,苗食殆尽,收获几等于无”;渑池、新安、荥阳、临汝、禹县、孟县等地或旱或蝗,或旱蝗并行,收成大减,甚至绝收,百姓饥荒。
陕西省“自春徂秋,滴雨未沾,井泉干涸,泾、渭、汉、褒诸水,开时皆通舟楫,今年夏间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多年老树大半枯萎,三道夏秋收成统计不到二成,秋季颗粒未登,省会麦价增至每石三十元上下,其他边远地区,如定边、合阳等处;麦每石六十元,无处可买。
陕南各属更以历年捐派过重之故,现今告罄,人民无钱买粮,树皮革根采掘已尽,赤野千里,树多赤身枯槁,遍野苍凉,不忍目睹”;宝鸡、三原等地”亢旱十二个月,夏秋均无收成”;铜川夏:秋、冬三季无雨;扶风自本年秋旱至次年夏无雨,“田地绝收”。山西全省旱,河曲、朔平、大同、天镇、平鲁、山阴、左云、保德、太原、太谷、孝义等地”大旱,麦歉收”;荣河“旱,秋未收,麦未种”。
内蒙大部“遭受空前的旱魃,灾民售卖妇女,自秋入冬,经雁门关一处而入山西省有一万七千人”;巴盟“春夏大旱,寸草不发”;固阳、莎拉齐、包头、托克托、和林塔尔、东胜各县“皆苦旱不能下种。 连年告饥,兼被匪害,逃亡鬻卖者踵相接为。 城市饥民充塞村野,横尸相望,急赈灾民数至八十余万,妇幼被鬻东远者日见增多”;中后旗“春夏大旱寸草不长,入冬后雨人、沙多,牲畜饿死无数”;万全“收成不足二成,食糠之人十有六、七”;其他如土左、土右、武川等地区均“大旱灾,歉收”,宁夏全区大旱。 “至次年树皮皆空,计五十余县,每县死亡多至万人,积死梗道臭不可近”;同心“全县大旱,寸草不生,作物不能下种,民不聊生,十堡九空,饿死人畜甚多”;泾源大旱,泉水涸,河源竭”;海原大旱,夏秋歉作物均失败”; 降德大旱,百姓无所得食,死者满路”。
甘肃省全省春夏大旱,河西、古浪、定西、临夏、灵台、平凉、华亭、镇原、天水、礼县等地“空前大旱,春不能下种,夏复亢旱,寸草不生,数十年所未见”。
1929年,河南大部“大旱,自春徂夏数月不雨,麦禾未收,饥毙者无数”,其中灵宝、临汝、渑池、宜阳等地“大旱,赤地千里,麦、禾未收,草根树皮皆吃光”;新安“旱饥,夏无麦无禾,饥毙者无数”;郾城“大旱,饥,饿妇道途塞满”; “予省去岁亢旱成灾,发生蝗蝻,本年入春,雨泽稀少,加之烈风暴作,麦禾被灾寝”。据记载,黄河流域各省受旱灾民达3400万人。 山西全省旱灾,其中临县”大旱,树皮草根剥光”;荣河、昔阳、平遥、介休、新绛、万泉、沁源等地“大旱,麦秋俱无”;芮城4月至7月大旱;绛州“自春至夏无雨,赤地遍野,民有饥色”;其他各地亦均因旱灾使麦收大减。
陕西省“二麦固无收成,春夏之交,雨泽愆期,秋收分数不及二三成,于是礼泉等县日毙饥民累百盈千,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淘壑。8、9月间天仍亢旱不雨,灾重各县,举村逃之者不一而足”;全省旱灾重,灾区广,全省91县,有88个县报灾,夏秋颗粒无收, “赤野千里,青草毫无”;汉中旱灾更重, “收获不及二十分之一,树皮草根掘食已尽,死亡载道”;全省1930年继续大旱,“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为祸之惨,空前未有”。
有些地区,如礼泉,一直旱至1933年,”连年荒旱,灾害频仍,死亡无数”。1929年,甘肃省全省大旱,其中河西、古浪、和政、平凉、华亭、镇原、天水、礼县等地”民饥,树皮草根食尽,死亡甚众,积尸梗道,臭不可近,甚有碾骨掘尸者”。
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大旱,如察哈尔盟因大旱又虫灾,收成只及平年一半;乌盟自 1926年旱至1929年,“赤地千里,饿殍载遭。老弱多死亡,少壮多他去,鬻妻卖子者到处都有,身价100元至200元上下,小女亦有20~30元者”; 丰镇、集宁、凉城、兴和、陶林共有灾民50万,另外绥远有灾民138万人,而莎县及包头两处“灾情日剧,两星期内死亡之数已达千人”;达茂旗大旱,二个大银元买一升米,一只大绵羊换一升米,牲畜没草吃,死得没剩几个,人没粮吃,饿死不少;内蒙农区春季无雨,人被饿死,有一姓张老农,卖了妹妹只换回了 300斤糜子;其他地区灾情与前述没有多大差别。
江苏省部分地区重旱,如阜宁“夏大旱,卤潮倒灌”;兴化“大旱,疫,秋无禾”; 南部地区的降水量不及常年的一半。 安徽省大部分地区重旱,灾民达千万以上。 浙江省全省旱,部分地区重旱,大部分地区发生虫灾,慈溪、余姚、上虞等地“三、四、五月三个月无雨。 河水干涸,早稻及各种春播杂粮皆不能种。 米价大涨,贫民终日劳动不得一食,饿腹求乞”;鄞县、镇海、奉化等地虫灾;嵊县、新昌等地大旱兼虫灾,晚作绝收;天台“大旱荒和水、风、虫并发,几乎颗粒无收”。
小贴示:
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