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沙利度胺
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最终在欧洲引起轰动。1961年11月27日，格兰泰公司被迫公开声明：“因为新闻记者违背科学基础的讨论……我们决定立即从市场撤回沙利度胺。”格兰泰公司一边把药品从市场撤回，一边还死不认账。两天以后，梅里尔公司得到消息，公司的执行长默里在电话里告诉凯尔西，该药在德国已经停售。凯尔西问为什么。“新生儿缺陷，”他回答，又加了一句，“希望这只是巧合。”
FDA局长拉里克得到报告时，实在惊呆了。但是，考虑到该局并没有批准这个药上市，而且该药和畸形婴儿之间的关联尚不能确定。拉里克决定暂不采取危机处理措施。他问梅里尔公司将采取什么措施，公司告诉他，会先给医生们发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医生：我们收到从国外来的信息，几个母亲在怀孕早期服用过沙利度胺，她们的后代出现先天畸形……目前虽然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在有确定信息之前，作为预防措施，对使用“Kevadon”增加如下禁忌：“Kevadon”不能用于怀孕或绝经前的妇女。我们会积极追踪这个情况，并会将最终结果通报给你。”
这封轻描淡写的信是在12月发出的，但只有百分之十的相关医生收到过。FDA局长拉里克对梅里尔大量售发未经批准的沙利度胺一无所知。他也相信梅里尔的说辞，以为他们已经向医生发出了警示。
1962年3月8日，梅里尔公司要求把“Kevadon”的新药申请撤回。此时，离第一次发信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才把同样的信补寄给其他医生。
然而，这些信息没有在美国公开。1961年11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儿科部的海伦·陶西格（Helen Brooke Taussi g）博士，从一个来访的德国医生那里听到关于欧洲的短肢畸形婴儿大量出现的消息，她放下工作，去欧洲走访医院和诊所，一探究竟。陶西格亲眼看到许多由沙利度胺导致的极其严重的出生缺陷案例。1962年4月回国后，她立即与FDA的约翰·内斯托尔联系。内斯托尔和凯尔西博士闻讯赶往巴尔的摩去会见陶西格博士，了解到更多令人不安的第一手情报。陶西格从FDA得知，梅里尔公司已经发放沙利度胺给医生做临床试验，她采取公开演讲和发送宣传单的方式，向全美医学界通报沙利度胺的可怕危害，警示正在面临着的灾难。
梅里尔公司并未把处理沙利度胺当回事，他们发放的药瓶，没有商品名称，没有任何警示标签，药片也没有特殊标记，受试者多不能从外形上识别沙利度胺药片，即使知道了沙利度胺有风险，他们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误服。凯尔西对此十分忧虑，她告诉FDA，至少应该获得那些做“临床试验”医生的名册。在凯尔西的坚持下，拖了两个月之后，4月，梅里尔才交给FDA一份名单。让凯尔西吃惊的是，沙利度胺已经被送给了超过1 000名医生，事实上，梅里尔向1 267个医生分发了250万片沙利度胺，其中241名医生是产科医生，医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以往任何药物临床试验的两倍。
凯尔西深信由儿科专家陶西格博士对沙利度胺的致畸的研究调查是可信的。她现在担心梅里尔发给临床试验研究者的轻描淡写的警示不起作用，于是向她的直接上司和拉里克局长提交了沙利度胺严重不良反应的证据，她和医药部的同事们据理力争，敦促FDA必须采取行动，召回梅里尔公司散发在外的剩余药物。但是他们说服不了上司，直到5月，拉里克局长仍然按兵不动。
当沙利度胺的报道在德国愈演愈烈的时候，美国的报纸新闻也陆续有些报道，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在华盛顿国会上，有人把消息传给了基福弗。这时候，基福弗正因为他的议案遭到几路政治势力封杀，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愤怒不堪，打算辞职。沙利度胺事件的出现，凭着基福弗的政治敏感，他从这个事件看到了扭转局势的契机。他的幕僚、首席经济顾问布莱尔立刻收集了有关这个事件的详细资料，包括沙利度胺和短肢畸形婴儿，以及凯尔西阻止沙利度胺投放到美国市场的事实。1962年6—7月，基福弗得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伊斯兰德（James Eastland）召集包括两院议员、白宫政府和工业界在内的人士商议另拟修正议案，而他被排除在外，大为震怒。基福弗怀疑自己的议案将被全面封杀，决定把凯尔西与沙利度胺的事情捅给新闻界，争取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布莱尔把这些信息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伯纳德·诺斯特尔德。信息转到邮报的主编那里，主编被故事所感动，把这则新闻交给了以富有正义感、敢于揭露黑幕而闻名的记者莫顿·明茨来报道。
1962年7月15日，明茨的文章以《FDA的巾帼英雄阻止不良药物进入美国市场》为标题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立刻引发全美国媒体的热烈评论和宣传。在美国，沙利度胺所致的短肢畸形婴儿案子开始曝光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严重的一个案例发生在辛辛那提的产科医生纳尔森的诊所，他就是给期刊文章鼓吹孕妇使用沙利度胺的安全署名人。他做证时否认他接生过任何沙利度胺致畸婴儿，但是调查显示，他给超过80个孕妇用过药物，并接生过3个沙利度胺致畸婴儿，而当时没有辨认出典型症状，还有两个出生前死亡的沙利度胺胎儿。
在明茨的文章发表以后，拉里克终于决定派出FDA的稽查员，去召回散发在美国境内的所有沙利度胺药片。约一个月过去了，FDA收集到的药片还是很有限。根据清查统计，梅里尔公司从德国格兰泰公司进口2 000 kg沙利度胺，加上后来梅里尔自己在国内生产的3 300 kg，总计5 300 kg合成药物原料。1962年3月8日梅里尔撤回其许可证申请时，公司仓库所存原料3 200 kg。在所谓临床试验的几年时间里，已经散发到医生们手中的有2 100 kg。即有2 100 000 000 mg的沙利度胺已被分发到医生的手中。1962年7月27日至8月21日，FDA发动在各地区办事处的官员去医生的办公室查找剩余的药物，从79位医生那里共收回25 096粒还没给病人的药片。梅里尔公司的沙利度胺药片的最大含量是200 mg，如果所有没收的药片都是200 mg，就有5 019 200 mg。那么其余的2 094 980 800 mg药片在哪里？会发生什么？
梅里尔公司没有完整的记录可追踪药物的去向，1 200多名医生参加了这些试验，一半以上的医生没有记录他们收到多少药发出去多少药，追踪病人用药后情况的更是很少。调查员发现，在可确认的超过250万粒药片以外，梅里尔曾分发几万片没有标签的药片，也发现几百个“临床试验”的医生没有做关于沙利度胺的使用报告，1/3的医生没有与服用过沙利度胺的病人谈话，或从病人那里回收药片。
在深入的调查中，梅里尔告诉FDA，有部分药物被参加试验的医生出售给其他医生或药房。FDA官员查到36个没有参与试验的医生向病人提供了沙利度胺。在召回行动进行数月后，在弗吉尼亚一个医生的药柜里发现了1 000粒剩余药片。
最后FDA所掌握的服用过沙利度胺的病人数是19 822人。其中有600多名是孕妇。FDA公布，3 760位育龄妇女、207位已知怀孕者、部分得到沙利度胺的妇女可能会生产畸形儿。
尽管没有精确的计数，但据FDA说有17个沙利度胺婴儿在美国出生，还有增加9个的可能性。另外还有10～20个可能胎死腹中，共约有40例案子。如果药物按公司原计划进入市场，估计可能增加10 000个出生有严重缺陷的婴儿。因为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沙利度胺的这场药物灾难，已经导致出生有严重缺陷婴儿的数量，保守估计约有8 000例，另外可能有5 000～7 000个畸形胎儿死于腹中。
面对舆论的喧哗和公众的愤怒，梅里尔公司不得不做出回应。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申辩说，在凯尔西博士审核期间，他们耐心配合以满足FDA的要求。但是基福弗参议员在1962年8月8日的国会用一份记录文件驳斥梅里尔公司，这份摘自FDA的备忘录，逐一地记录了该公司人员与凯尔西博士的50多次电话或面谈的内容，其中诽谤和公开暗示的言论不在少数，甚至威胁凯尔西如果她继续拒绝放行，将要求局长拉里克解雇她，等等。
1962年8月1日，肯尼迪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把沙利度胺事件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现实案例，要求“要特别保护美国的消费者。对有害或无用的药物产品，美国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好更有效的食品和药品法……”他告诫美国公众，这种危险药物也许仍然在很多美国人的药柜里，总统要求医生和公众送回他们的沙利度胺药片或销毁它们。
为表彰凯尔西博士的科学精神和强烈的责任心，肯尼迪总统在白宫专门举行仪式向凯尔西颁发了杰出公民服务奖章。但是凯尔西和FDA的官员、科学家们深感遗憾：“如果国家的法律更健全，给予执法者更恰当的授权，将对人民利益更有利，那40个畸形婴儿的悲剧也不会发生啊。”
沙利度胺的危机，无疑地使立法者、执法者和专业的科学界人士都看到了药物监管法律暴露出的漏洞。一个公司在把一个药物投入市场之前应该做些什么？这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
美国医学会药物理事会发表公开声明说，虽然沙利度胺从来没有被准许在我们国家进行商业销售，但是自1956年以来，药物已经在试验性地使用。由于现有法律没有要求药厂对药物进行试验前知会政府监管机构，没有要求参加临床试验的医生告诉病人是被作为试验的对象服用药物，也没有要求医生报告药物的不良反应……就无法知道有多少药物会导致异常畸形的婴儿出生。
根据1938年《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药厂开发一种新药所进行的动物实验和人体临床试验，在申请销售许可证之前，是不需要向FDA通报的。因此，政府的监管机构不能监管药物试验阶段的安全问题。FDA的哈维副局长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近期发生的涉及严重损害病人健康的三宗试验中的新药，一种治疗骨骼肌松弛的药物，自1956年以来一直在市场上，直到被FDA发现，制药公司隐瞒了该药物导致死亡案例出现已长达5年之久，且没有报告给FDA；1961年10月，FDA了解到某种血液病与一种作用温和的镇静剂相关，该药物从1960年4月以来一直在出售，随后的调查显示，这种药物的制造商知道有11例损伤和3例死亡案例，但从未报告给FDA；1962年1月，FDA第一次了解到，自1961年4月以来，在使用的一种提振精神的药物会引起血液疾病，这种药物已造成4例死亡，但是该制药公司从未咨询FDA的意见。
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曾经是一名药剂师）召集他的政府工作委员会，听取FDA局长拉里克和药理学家凯尔西对沙利度胺处理的报告。
同一天，肯尼迪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态，为基福弗发声，他说基福弗议案的关键内容被删改，新的版本软弱无力。他希望国会议员制定更严厉的监管条款，让执法机构对危害公共健康的新药能够采取更强硬的监管措施。
时值美国兴起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沙利度胺事件也引发全国对药物临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的关注。有人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其一，任何人在被进行药物试验之前，应保证他本人对此有充分的了解，保障他的选择权；其二，临床试验药物应首先进行动物实验，以了解其使用的安全程度；其三，如果一个人选择参与试验，他应该得到政府和司法机构的确认，这个试验值得一个公民冒健康和生命的风险；其四，他应该得到保证，只要执法机构怀疑有任何危险，这个试验将被停止；其五，他应该被告知防护措施，并且能够被给予防护措施。
沙利度胺灾难在药品监管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影响扩至全球范围。在1961年至1965年之间，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荷兰、新西兰、瑞典、英国、美国和西德等国家都建立自发报告系统，以应对可疑的药物不良反应（ADR, Adverse Drug Reactions）。现代药物警戒系统的基本原则已经被确定。1968年，10个国家同意共享信息，将所有报告发送到国家监测中心存入中央数据库，由世界卫生组织主管并建立信息交流中心。
一些国家修改了法规，增加了要求。譬如在英国，1968年颁布的药品法，赋予政府颁发制药公司执照的权力，从而能审查其产品和临床试验。它还建立了独立的咨询委员会——药物安全委员会（CSM, Committee on Safety of Medicines），对政府如何行使其新的权力提供有关建议。多国的法律都增添新的规定，强调要求制造商在向市场提供一个新的可能被孕妇服用的药物时，提前做好某几个物种的妊娠测试。
2012年，在沙利度胺灾难发生50年后，FDA局长玛格丽特·汉鲍（Mar garet Ann Hambur g）发表纪念文章，回顾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她说：“沙利度胺悲剧导致历史性的改变，从此加强了政府对医疗产品开发的审查监管和科学的管理。”